民族工业起步发展

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规模涌入，传统手工业首当其冲，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这一过程在摧毁旧有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条件，如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微弱的资本原始积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内部洋务派掀起的“自强”、“求富”运动，以创办军事工业为肇始，开启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筹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及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官办军事企业。这些企业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其浓厚的封建性、严重的对外依赖性与非商品化生产模式，决定了其历史局限性。

为“求富”以支撑“自强”，洋务派自19世纪70年代起，将工业建设拓展至民用领域，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创办了一批企业。其中，1872年由李鸿章主导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旨在“漕运、揽载”以分洋商之利。1878年由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开办的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采煤的大型煤矿。同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筹办，后于1890年投产，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此外，1880年建成的天津电报总局、1889年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后发展为汉冶萍公司）等，均在各自领域开风气之先。这些民用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产品主要投放市场，管理人员具有近代企业家色彩，其诞生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真正发端。下表简要列举了洋务运动时期部分重要民用企业：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华设厂，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侵略，但也刺激了国人“设厂自救”的浪潮。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与此同时，一批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开始投资新式工业。这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第一次发展（约1895-1913年）。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领域，特别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张謇作为状元弃官从商，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构建区域性实业体系，成为“实业救国”的典范。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和申新纺织系统，逐渐成长为庞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周学熙在华北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等，形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资本集团。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经济压迫，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进口锐减而出口需求增加，市场扩大，民族资本投资热情高涨。纺织、面粉、卷烟、火柴、榨油等轻工业部门迅速发展，重工业（如采煤、钢铁、水泥）也有一定增长。战后，外资卷土重来，国内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很快陷入萧条，但这一时期的发展极大地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乃至后续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阶级与社会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1927-1937年），民族工业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发展阶段。国民政府通过关税自主、币制改革（法币政策）、整顿交通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一些行业如化学工业（范旭东的永利化学公司）、机械修造业等有所进步。然而，国家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开始形成并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加之日本在华北等地的经济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工业的发展依然步履维艰。

纵观从洋务运动到抗战前的民族工业起步发展历程，其特点显著：首先，发展道路曲折，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与束缚。其次，产业结构失衡，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再次，地域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内地及边疆十分薄弱。最后，与政治变革紧密相连，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实践，到“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民族工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承载着沉重的民族使命。

尽管先天不足、后天多难，但早期民族工业的实践，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和实业家队伍，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与资本主义经营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风俗变迁。它不仅是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艰难起步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寻求自强与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后中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展开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物质人才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