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外国列强交往历史

清朝与外国列强的交往历史，是一部充满冲突、妥协与深刻变革的漫长画卷。从早期的有限接触到晚清时期被迫全面开放，这段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标志着传统天朝上国观念的崩塌与宗藩体系的瓦解。

清朝初期，延续明朝旧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开放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由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此时，西方殖民势力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已在东南亚及中国沿海活动，但清朝统治者仍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对外交往持谨慎甚至轻视态度。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要求扩大贸易、互派使节、增开通商口岸等，但因其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以及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拒绝其大部分要求，使团最终无功而返。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再次因礼仪问题未能见到嘉庆皇帝，反映出清廷在对外观念上的僵化与隔阂。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对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中英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英国为扭转巨额逆差，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这不仅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更严重摧残了国民身心健康。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主持虎门销烟，销毁两万余箱。这一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之举，却成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1840年，第一次战争爆发。清军虽英勇抵抗，但因装备落后、战术陈旧，最终战败。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未使清朝统治者彻底清醒。1856年，第二次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北上威胁京津。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洗劫并焚毁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汉口、南京、天津等十多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允许外国人自由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并支付巨额赔款。沙俄也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国东北和西北共计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两次战争的惨败，使部分开明官僚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兴起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他们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建立新式海陆军（北洋水师）。然而，洋务运动固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未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其成果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遭到致命打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中国拥有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由于政治腐败、指挥失误、装备老化等原因，最终惨败于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其苛刻程度远超以往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未成）、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资本输出）；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亿两。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四年的财政收入，极大滋养了日本的侵略扩张实力，也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本质。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在东北、德国在山东、英国在长江流域、法国在云南两广、日本在福建。1898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承认各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保证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暂时缓和了列强间的直接冲突，但并未改变中国被共同宰割的命运。为镇压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如义和团运动），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再次攻占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拆除大沽炮台，允许外国驻军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班列六部之首，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试图进行改革自救，如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涉及军事、教育、经济、法律等多方面。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试图效仿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然而，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未能挽救危局，反而因“皇族内阁”的成立暴露了其维护满洲贵族集权的本质，加剧了社会矛盾，加速了革命的到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清朝与外国列强的交往史，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独立与依附激烈碰撞的历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巨额财富和大量领土主权，更使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段屈辱的历史，迫使中国人深刻反思，开始艰难探索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道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