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音乐歌舞升平

盛唐时期，特别是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5年），是中国古代音乐与舞蹈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开放，为音乐歌舞艺术的空前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歌舞升平”景象。宫廷乐舞机构完善，民间艺术活动活跃，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频繁，共同铸就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高峰。

宫廷乐舞的巅峰：机构完善与制度确立

盛唐宫廷音乐机构的设置与管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太常寺统领下，形成了分工明确、职能清晰的管理体系。其中，太乐署负责雅乐、宫廷燕乐及仪仗用乐；鼓吹署掌管卤簿鼓吹之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坊与梨园的设立。教坊始设于高祖武德年间，但真正兴盛于玄宗时期。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在长安、洛阳两地分设内教坊（宫廷内）和外教坊（宫外），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歌舞艺人，专门演习和表演俗乐（娱乐性音乐舞蹈）。梨园则是玄宗亲自参与组建和指导的音乐机构，因设于禁苑梨园而得名，主要培养高水平的器乐演奏人才，尤其是法曲（清雅精致的乐曲）的演奏者，玄宗本人常参与排练指导，故梨园弟子被誉为“皇帝梨园弟子”。这些机构的完善，极大地推动了宫廷音乐舞蹈的专业化和艺术化。

宫廷乐舞的辉煌成就：坐立部伎与健软舞

盛唐宫廷乐舞种类繁多，技艺精湛。最具代表性的是《坐部伎》与《立部伎》。这是玄宗时期确立的两大宫廷乐舞表演形式。《立部伎》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常在室外广场演出，气势恢宏，代表作品有《秦王破阵乐》（歌颂太宗武功）、《庆善乐》（颂扬太宗文治）等八部。而《坐部伎》则规模较小，技艺要求更高，在室内殿堂演出，风格典雅精致，代表作品有《景云乐》、《长寿乐》、《鸟歌万岁乐》等六部。白居易在《立部伎》诗中写道：“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并感叹“立部贱，坐部贵”，反映了当时艺术水平的高低区分。此外，小型表演性舞蹈也极为兴盛，分为“健舞”（刚健有力，如《剑器》、《胡旋》、《柘枝》）和“软舞”（柔美婉约，如《绿腰》、《凉州》、《春莺啭》），极大地丰富了舞蹈的表现力。

文化交流的结晶：十部乐的定型与外来乐的融入

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气度，广泛吸收周边民族及外国的音乐文化。唐太宗贞观年间，在隋代“九部乐”基础上增删，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十部乐”体系，作为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十部乐不仅体现了唐朝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其中，龟兹乐因其节奏鲜明、旋律丰富、乐器独特（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羯鼓等），对唐代音乐影响尤为深远。大量外来乐器的传入（如琵琶、箜篌、筚篥、羯鼓）极大地丰富了唐代乐队的音色和表现力。

音乐理论的总结与创新

盛唐音乐歌舞的繁荣也体现在音乐理论的成熟上。乐律学方面，祖孝孙、张文收等人在隋代乐律学家何承天、郑译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十二律旋宫”的理论与实践，解决了宫廷雅乐的旋宫转调问题。记谱法方面，除了文字谱（如《碣石调·幽兰》谱）外，唐代出现了减字谱的早期形态（用于琴），以及可能是工尺谱前身的“燕乐半字谱”，促进了音乐的记录与传播。崔令钦的《教坊记》记录了开元、天宝年间教坊的制度、人物和曲名，是研究唐代宫廷俗乐的重要文献。

民间歌舞的普及与节庆狂欢

盛唐歌舞之风不仅盛行于宫廷，更深入民间，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商业繁荣的坊市间常有专业艺人在酒肆、歌楼表演。民间流行的集体歌舞踏歌尤为盛行，人们于节日之夜，成群结队，手牵手以脚踏地，边歌边舞，通宵达旦。《朝野佥载》记载了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元宵节长安安福门外千余女子踏歌的盛况。此外，如《大面》（代面）、《拨头》等带有简单情节的歌舞戏也在民间流行，为后世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艺术巨匠的涌现

盛唐时期涌现出一批技艺超群的音乐舞蹈家。歌唱家方面，有被誉为“声出朝霞之上”的永新娘子许和子。舞蹈家中，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其舞姿矫健流畅，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盛赞其“一舞剑器动四方”。李龟年兄弟三人则分别以歌、舞、乐器闻名，深受玄宗赏识。琵琶演奏更是名家辈出，如康昆仑、段善本等，他们高超的技艺推动了琵琶艺术的极大发展。

盛唐气象的缩影

盛唐音乐歌舞的“升平”景象，是唐朝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自信、对外开放等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宫廷贵族奢华享乐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更是整个社会昂扬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风貌的艺术表达。从恢弘的宫廷燕乐到活泼的民间踏歌，从严谨的乐律理论到高超的艺人技艺，盛唐的音乐舞蹈艺术，以其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创造性和艺术高度，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文化史书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其影响深远，泽被后世，至今仍为人们所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