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改革兴科举

清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于1722年至1735年在位，虽仅十三年，但其统治时期以锐意改革、整饬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而著称。在诸多改革措施中，其对科举制度的调整与兴革，虽不似摊丁入亩、创立军机处那般引人瞩目，却同样深刻影响了清代官僚体系的构成与政治文化的走向，是理解雍正朝“庶政维新”不可或缺的一环。

雍正改革兴科举的核心，并非大规模改动科举取士的层级与基本形式，而是侧重于整肃科场弊端、拓宽取士渠道、强化科举的务实导向，并将其作为巩固皇权、打击朋党、选拔“实心任事”之才的重要手段。其举措是多维度、系统性的。

首先，雍正帝以空前力度严惩科场舞弊，树立考试权威。科举关乎国家抡才大典，其公平性是士子信服、朝廷信誉的基石。康熙晚期，科场案仍时有发生。雍正即位后，对此持零容忍态度。最为典型的案例是雍正四年（1726年）的浙江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时任江西学政，所出试题被指“心怀怨诽，讥刺时事”，雍正帝深究之下，更牵出其日记中有“悖乱荒唐”之语，以及可能的交通关节嫌疑。此案最终以查嗣庭瘐死戮尸、亲属流放告终。此案虽带有色彩，但雍正帝借此严厉申饬，旨在震慑天下学政、考官，强调科举命题与选拔必须完全符合朝廷意旨，维护选官制度的政治纯洁性与纪律性。他反复谕令考官“矢公矢慎”，并完善监考、阅卷流程，以期从源头净化科场环境。

其次，创新性地设立“朝考”制度与“明通榜”，完善选拔链条。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于殿试之后，再集新科进士于保和殿进行考试，此为“朝考”之始。朝考专为选拔翰林院庶吉士而设，旨在避免仅凭殿试名次定馆选资格的局限，通过再次考试，结合殿试成绩，综合评定进士的“真才实学”，尤其是公文写作与政务处理能力，使庶吉士的选拔更为精细、客观。雍正五年（1727年），又谕令于会试落卷中挑选“文理明通”者，引见后以教职补用，并张榜公布，此即“明通榜”。此举给了部分会试失利但确有才学之士一条入仕通道，特别是充实了地方官学教育队伍，体现了珍惜人才、广罗遗才的意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考定终身”的僵化与人才浪费。

再者，雍正帝特别注重通过科举平衡地域利益，扶持边远文教。他继续推行并细化“分省取士”政策，确保文化相对落后省份也有固定的进士名额，防止科举成为江南等文化鼎盛地区的独角戏。同时，他大力鼓励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士子参加科举，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特许台湾士子参加福建乡试，并另编字号保障名额。这些措施促进了文化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均衡发展，将更广大地域的精英人才纳入国家官僚体系，增强了清廷对边疆与内陆的凝聚力。

此外，雍正朝的科举改革还深深嵌入了其整体的政治改革之中。他厌恶科甲出身的官员结为“同年”、“师生”朋党，认为此风助长门户之见，妨碍政令推行。因此，他一方面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并打击科甲朋党。在任用官员时，他强调“才德兼备”，而非唯科举出身是论，大量提拔如田文镜、李卫等非正途出身但实干高效的能吏。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反映了其“务本尚实”的执政理念：科举是重要的人才库，但最终标准是对皇权的忠诚与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雍正朝科举取士的一些变化趋势，以下表格整理了其统治前后期进士录取的部分对比数据：

雍正帝的科举改革，是在清代科举制度发展到成熟期后的一次重要内部调整与效能优化。它没有改变科举的根本框架，而是通过严厉整风、制度微创、政策倾斜等方式，力图使这一核心选官制度更高效、公平、务实地服务于其强化皇权、整顿吏治、巩固统治的整体目标。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提升了科举的权威性与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将其更紧密地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其创设的“朝考”等制度被后世沿袭，影响深远。然而，其严苛惩处与对朋党的过度警惕，也使得科举氛围趋于紧张，士风在一定程度上转向谨小慎微。综而观之，雍正改革兴科举，是清代政治文化演进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既反映了君主致力于打造一个更高效官僚机器的努力，也折射出帝国晚期在人才选拔与政治控制之间寻求平衡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