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开创盛世

《仁宣之治开创盛世》

明仁宗朱高炽与明宣宗朱瞻基父子相继登基，在短短十四年间，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仁宣之治”盛世。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边疆稳固，被后世史家誉为“明初治世之巅峰”。仁宣之治并非偶然，而是继承永乐朝强盛根基、调整政策、以人为本、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的结果，其深远影响甚至超越了“永乐盛世”，成为明代中期乃至整个封建王朝治理典范。

仁宗朱高炽虽在位仅十个月，却以“宽厚仁德”著称，他废除永乐时期的苛政，减轻赋税，停止迁民，恢复流放犯人返乡政策，赦免大量冤狱，尤其对文臣礼遇有加，使朝野上下士气大振。他亲自主持编纂《太祖实录》《仁宗实录》，并设立“内阁制度”的雏形，赋予大学士更多决策权，为宣宗时期的“内阁辅政”奠定基础。

宣宗朱瞻基继位后，延续仁宗遗志，更进一步推行“仁政”理念。他在位十年（1425–1435），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亲理朝政，重视民生与教化，被称为“守成之主”。他改革科举制度，增加八股之外的策论内容，鼓励经世致用之学；同时设立“东厂”前哨机构——“内行厂”，但实际并未滥权，反而用于肃清贪官污吏，强化中央监察体系。

经济方面，“仁宣之治”实现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复兴。据《明实录》记载，洪熙元年（1425）全国人口约6000万，至宣德八年（1433）已突破7000万，其中江南、湖广、四川等地区增长尤为显著。宣德年间政府推行“屯田法”，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并减免三年赋税，极大激发了民间生产积极性。

文化上，“仁宣之治”推动了文艺复兴式的繁荣。宣德年间宫廷画院兴起，著名画家谢环、倪端等人创作了《杏花春雨图》《宣德御制诗册》等传世名作。同时，《永乐大典》编纂工作在仁宗时期告一段落，宣宗下令校勘修订，并增设“翰林院书局”，专门整理典籍，保存中华文明精华。

军事方面，仁宣之治并未放松边防。宣宗派兵平定西南土司叛乱，稳定川黔边境；同时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虽规模不及前六次，但加强了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与外交联系。宣德九年（1434），明朝正式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等国建立“朝贡—互市”关系，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黄金期。

教育与人才政策亦是仁宣之治的重要支柱。宣宗大力提拔寒门子弟入仕，如杨溥、张太后族弟张鹤鸣皆出身贫寒，却因才德出众而获重用。他还设立“弘文馆”、“国子监”特设“经筵讲席”，亲自参与讲解儒家经典，带动全国儒学风气高涨。

然而，“仁宣之治”的辉煌并非没有阴影。部分官员在宽松环境下滋生腐败，如宣德年间出现“私盐案”“织锦贪腐案”，虽经严查惩处，但仍反映出制度执行中的漏洞。此外，宣宗晚年宠信宦官王振，虽未如嘉靖朝那样失控，但已埋下“土木堡之变”的隐患。

综观仁宣之治，其核心在于“以民为本”“以文立国”“以法驭吏”。仁宗以宽厚开国，宣宗以精细治国，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明代早期最稳定的统治结构。他们的执政风格被后世称为“仁宣风范”，成为历代帝王效仿的对象。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评价：“仁宣之治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制度性良治’阶段，它不靠暴力维持秩序，而是依靠制度设计与文化认同实现国家整合。”这不仅是对仁宣父子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高度总结。

因此，当我们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时，不应仅将其视为“短暂和平”，而应看到其制度创新、人文关怀与国家韧性——正是这些因素，让“仁宣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