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伊犁外交谈判

收回伊犁外交谈判：晚清边疆危机中的艰难博弈

19世纪中后期，大清帝国的西北边疆陷入了严重的危机。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大规模反清起义，中亚浩罕汗国军事首领阿古柏乘机入侵，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几乎控制了整个新疆。与此同时，对领土有着无限渴望的沙皇俄国也虎视眈眈，于1871年以“代收代守”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的战略要地伊犁地区。清廷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内部争论后，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率领西征军经过艰苦战斗，于1878年初彻底击败阿古柏势力，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至此，如何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成为摆在大清面前最紧迫、最复杂的外交课题，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谈判就此拉开序幕。

清廷最初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于1878年6月派遣总理衙门大臣、署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全权办理交涉伊犁事宜。崇厚对国际事务和西北边情缺乏深刻了解，又急于求成，在沙俄的威胁哄骗下，于1879年10月2日在克里米亚的里瓦几亚擅自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内容极为苛刻：中国虽可收回伊犁城，但要将伊犁西、南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赔偿沙俄“代守”费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允许俄商在蒙古、新疆全境免税贸易；增开多条通商路线；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多处设立领事馆。消息传回国内，朝野哗然，群情激愤。以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尽管李对西北用兵有保留，但亦反对此约）为代表的众多疆臣廷议纷纷上疏，痛斥此约丧权太甚，主张“先廷议，后拒约，再备战”。清廷在巨大的压力下，拒绝批准该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拿问，判为斩监候。

此举引发了沙俄的强烈反应，俄方陈兵边境，增派舰队至中国沿海进行武力恫吓，中外关系顿时紧张。清廷一方面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为新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重启谈判；另一方面，命令左宗棠做好军事准备，其本人甚至以高龄抬棺西行，驻节哈密，以示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7月，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了历时近十个月的艰难谈判。与崇厚不同，曾纪泽精通国际法，熟悉外交礼仪，且抱有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感。他的谈判策略是“争重让轻”：在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力争保全伊犁周边要地；在通商、赔款等方面则做出适当让步，作为交换。

谈判过程异常曲折。沙俄代表态度蛮横，最初甚至拒绝以《里瓦几亚条约》为基础进行修改，企图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曾纪泽则据理力争，反复辩驳。他将中俄两国在谈判中的核心诉求与最终结果进行了清晰的对比与博弈，其过程可概括如下表：

经过反复拉锯，同时国际形势也对沙俄不利（俄土战争后俄国财政困难，英法等国也不愿俄国在华过度扩张），沙俄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俄方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或《伊犁条约》）。与崇厚所签原约相比，新约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领土，在设领、通商权利上也有所限制，被认为是一次“虎口夺食”式的外交胜利。曾纪泽因此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成功的外交家之一”。

然而，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审视，这次谈判的“胜利”是相对的、有限的。中国仍然丧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斋桑湖以东等地约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金额大幅增加；俄国在西北的商业特权得以巩固和扩大。谈判也暴露了清政府在强权面前的弱势地位——其最终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左宗棠军事部署所施加的潜在压力，也受制于列强之间的国际均势。

收回伊犁外交谈判及其前后的历史，是一系列关联事件的缩影。它直接关联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没有军事上的胜利，就谈不上外交谈判的资格。谈判过程中清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专注海防，放弃新疆；左宗棠则力主塞防与海防并重，坚决收复新疆，这场争论深刻影响了晚清的国防战略布局。此外，围绕条约引发的风波，还包括了清廷对“使臣全权”权限的反思，以及尝试运用国际公法进行交涉的努力。条约签订后，沙俄根据条约中关于“勘改”边界的规定，又通过1882年至1884年间签订的多个勘界议定书，进一步割占了中国部分领土，这再次证明了其扩张本性。

综上所述，伊犁交涉是晚清一次罕见的、通过外交谈判部分挽回利权的案例。它展示了在国力衰微的背景下，通过果决的军事行动为后盾，配合以灵活而坚定的外交策略，有可能在逆境中争取到相对较好的结果。但同时，它也深刻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时代，弱国面对强权时难以摆脱的悲剧性命运——即便赢得了谈判，也依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事件不仅巩固了新疆与中国本部的联系，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边疆治理、国防战略与外交艺术的重要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