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外交政策研究

五代时期（907-96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林立、外交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周边则存在契丹（辽）、吴越、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闽、荆南（南平）、北汉等十余个割据政权。在这种多极格局下，各政权为生存与发展，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外交体系。

一、中原王朝的“以夷制夷”与妥协求生

面对北方契丹的崛起，中原王朝的外交政策在强硬对抗与屈辱妥协间反复摇摆。后唐庄宗李存勖时期（923-926）曾联合吐谷浑、室韦等部族遏制契丹，取得幽州保卫战的胜利。然而至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夺取帝位，于天福三年（938年）割让燕云十六州予辽，并称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开创了中原政权向少数民族称臣纳贡的先例。此举虽换得军事支持，却导致中原门户洞开，为后世宋辽战争埋下祸根。

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期（955-959），外交政策转向积极进取。通过“先南后北”战略，在南方迫使南唐割让淮南十四州，与契丹的战争中收复瀛、莫二州，并重修河北防线。这一系列行动重新确立了中原王朝的区域主导权，为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南方政权的“远交近攻”与朝贡体系

南方诸国为抵御中原压力，积极构建多边外交网络。南唐中主李璟通过“事大”与“睦邻”并举策略，一方面向后周称臣纳贡（岁贡十万缗），另一方面与吴越、楚、闽等国联姻结盟。闽国则利用泉州港优势，与占城、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开展海上贸易，其进贡中原的龙脑香、象牙等多来自东南亚。

三、西域与边疆政权的枢纽作用

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归义军政权（沙州，今敦煌）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关键节点。后唐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受封归义军节度使后，一方面向中原王朝进贡玉器、马匹，另一方面与于阗王室联姻（长女嫁于阗王李圣天），并与回鹘、吐蕃各部建立盟约，维持了丝路贸易畅通。于阗政权则通过“双向朝贡”策略，既向辽国进贡玉石（《辽史》载于阗贡玉16次），又向后晋输送玉带、玉鞍（天福三年贡玉千斤），成为西域外交的活跃者。

四、外交制度的承袭与创新

五代延续唐代外交管理机构，设鸿胪寺负责外宾接待，由进奏院传递外交文书。但在具体实践中发展出特殊机制：

1. “质子外交”制度化：后唐要求契丹、党项首领遣子为质，明宗时期（926-933）契丹人质多达五十余人
2. 多重臣属现象：如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同时接受后唐册封与契丹“大于越”称号
3. 经济捆绑策略：后周显德五年（958）与南唐订约，开放边境“榷场”十一处，以贸易控制替代军事压制

结语：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

五代外交政策既有屈膝求存的权宜之计，亦有纵横捭阖的战略智慧。其处理多极关系的经验深刻影响了宋代外交：后晋割地导致的边防困境催生了北宋“守内虚外”政策；而周世宗整合藩镇、重建朝贡体系的实践，则为北宋统一提供了范本。这段特殊时期的外交博弈，生动展现了乱世中生存逻辑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