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纂官

纪晓岚，名昀，字晓岚，号观弈道人、石云，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然而，他最为后世所铭记的身份，无疑是《四库全书》总纂官。这一浩如烟海的文献编纂工程，不仅奠定了纪晓岚在学术史上的不朽地位，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次空前绝后的总结与梳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下诏征集天下图书，意图编纂一部囊括古今、包罗万象的巨型丛书，以彰显盛世文治，这便是《四库全书》编纂的肇始。次年，四库全书馆正式开设。时年49岁的纪晓岚，因其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被任命为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等共同主持这项旷世工程。在总纂官之上，虽有总裁、副总裁等高位官员挂名，但实际主持编纂、审定、分类、校勘等核心学术工作的，正是纪晓岚。

编纂《四库全书》是一项极其庞杂的系统工程。纪晓岚领导下的四库馆，首先面临的是海量书籍的征集、甄别与整理。据统计，在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共征集图书超过万种。然而，这并非简单的汇编，而是一场伴随着严格审查的“文化整理”。乾隆皇帝的谕旨中明确包含“寓禁于征”的意图，即通过编纂之名，行查缴、销毁“违碍”书籍之实。纪晓岚作为总纂官，必须在这一政治框架下开展工作。

纪晓岚的核心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分类体系与编纂体例：《四库全书》沿用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纪晓岚对其进行了更为精密、系统的划分与界定。他亲自制定了详尽的编纂章程，对书籍的收录标准、编排顺序、校勘原则、提要撰写格式等都做出了严格规定，确保了这部巨著体例上的统一与严谨。

二、主持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纪晓岚学术心血最集中的体现。他为收录及存目的每一部书籍都撰写了精炼的提要，共计二百卷。这些提要“撮举大凡，考证得失”，不仅介绍作者生平、书籍内容、版本源流，还进行学术点评与得失辨析，其自身便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与批评史巨著。虽然部分提要由馆臣分撰，但最终皆由纪晓岚“笔削改定，一手裁成”，贯穿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判断。

三、协调庞大团队与审定全书：四库全书馆鼎盛时期，任职官员及抄录人员多达数千人。纪晓岚作为总纂官，需要协调众多分校官、纂修官的工作，解决编纂中出现的各种学术争议，并最终审定全书内容。其事务之繁巨，考核之精严，非大才难以胜任。

下表简要列出了《四库全书》的基本数据，从中可窥见其规模之宏大：

然而，盛世文治的光环之下，阴影同样深重。在编纂过程中，大规模、有组织的“禁毁书”行动同步进行。凡被认为有反清思想、诋毁程朱理学、或内容“悖谬”的书籍，均遭全毁或抽毁。据后世学者统计，全毁书约2400余种，抽毁书约400余种，其数量几与《四库》收录书籍相当。纪晓岚身处其位，虽未必是决策者，但其工作客观上参与了这场文化筛选与清理，这是评价其功绩时无法回避的历史复杂性。

《四库全书》告成后，纪晓岚因其功绩备受荣宠，累迁官职。但他个人的学术著述却相对较少，除《阅微草堂笔记》这部志怪小说集外，多为奉命编纂之作。这或许正反映了其将毕生主要精力奉献于国家文化工程的代价。《阅微草堂笔记》文风质朴简淡，内容广博，蕴含世情哲理，虽为小说家言，亦可见其学识之渊深与思想之通达。

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的历史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是这座“文化长城”最主要的建筑师之一，以其非凡的学识与毅力，完成了对中国18世纪以前文献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与总结，为后世学术研究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资料宝库。另一方面，他也是清朝文化政策的关键执行者之一，其工作深深嵌入了帝国意识形态建构与思想控制的脉络之中。

嘉庆十年（1805年），纪晓岚以八十二岁高龄逝世，谥号“文达”。他的一生与《四库全书》紧紧相连。这项工程成就了他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也使其成为承载着文化辉煌与历史争议的复杂符号。时至今日，当我们翻阅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或《总目提要》时，不仅是在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的磅礴体系，也仿佛能看见那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以毕生才智进行着分类、品题与裁断的总纂官——纪晓岚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