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改土归流

鄂尔泰改土归流

清朝雍正年间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是中国西南边疆治理史上一次深刻而重大的制度变革。它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贵、桂、川、湘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统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即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委派流动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这一政策的坚定倡导者和核心执行者，是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因此，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也被史学界称为“鄂尔泰改土归流”。

一、历史背景：土司制度的积弊与清廷的困境

土司制度源于元明，是中央王朝在武力难以直接控制的边陲之地实行的羁縻之策。朝廷授予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如宣慰使、宣抚使、土知府、土知州等），承认其对辖地的统治权，以换取其对中央的名义臣服与纳贡。然而，至清初，这一制度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首先，土司形同割据势力。他们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甚至武装系统，对境内民众实行残酷统治，“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土司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常爆发仇杀，严重破坏地方稳定。

其次，成为中央政令的梗阻。朝廷法律难以在土司区推行，土司往往阻挠中央勘察户口、丈量土地，成为“国中之国”，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再者，阻碍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土司区封闭落后，奴隶制或农奴制残余严重，阻碍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及边疆的开发。

康熙年间虽在部分地区尝试“改流”，但规模有限。雍正帝即位后，立志刷新政治，强化集权，解决西南边疆的“土司之患”被提上日程。而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能臣鄂尔泰肩上。

二、鄂尔泰的方略与推行过程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上任云贵总督后，经过深入调查，向雍正帝上呈著名的《改土归流疏》，系统阐述了改流的必要性与策略。他提出了“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原则，主张因地制宜，恩威并施。

整个改土归流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与策略：

1. 重点突破，以剿促改：首选云南乌蒙（今昭通）、镇雄、东川和贵州长寨（今长顺）等势力强大、桀骜不驯的土司作为突破口。对敢于武装反抗者，如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等，鄂尔泰调遣清军坚决镇压，以示朝廷决心。

2. 分化瓦解，和平改流：对许多势力较弱或内部矛盾的土司，则采取招抚、劝诱、承袭纠纷介入等方式，迫使其自愿或半自愿地交出印信、土地、人民，接受改流。云南澜沧江下游的车里宣慰司等地便多以此法完成。

3. 设置流官，重建体系：废除土司后，清廷随即设立府、州、县，派遣流官管理。同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编制赋役，推行保甲，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旨在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将原土司区纳入国家统一体系。

下表概括了雍正年间鄂尔泰主导的改土归流主要区域及方式：

三、影响与评价

鄂尔泰改土归流历时多年，范围广大，其影响深远而复杂：

积极方面：首先，它极大地巩固了国家统一和西南边疆，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人口真正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强化了中央集权。其次，打破了土司区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入，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再者，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土司统治下的人民，废除了一些落后残酷的奴役制度。从长远看，它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局限与消极方面：改革伴随血腥武力，尤其在贵州“苗疆”的开辟过程中，清军的镇压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其次，部分流官贪腐横行，与当地头人勾结，“改流”而未“革弊”，加重了人民负担。此外，急剧的文化同化政策也激化了某些矛盾，为日后的一些冲突埋下伏笔。

四、扩展：与鄂尔泰改流相关的历史内容

1. 雍正帝的坚定支持：雍正帝是改土归流最高决策者和坚定后盾。他对鄂尔泰的奏疏大加赞赏，批示“此等识见，乃出于朕之臣工，实可嘉之至”，并给予其全权处置之权，君臣相得是改革得以推行的关键。

2. 张广泗、哈元生等将领的作用：鄂尔泰麾下的一批得力干将，如张广泗、哈元生、韩勋等，在具体的军事行动和善后建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贵州苗疆的开辟。

3. 后续的反复与巩固：改流并非一劳永逸。雍正末年及乾隆初年，贵州古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苗民起义（如包利、红银起义），清廷经过数年征战才将其平定，并调整政策，采取屯军、禁扰苗民等措施以巩固成果。

4. 对后世的影响：鄂尔泰改土归流是一次未竟的事业。直至清末乃至民国，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等部分地区仍存有土司残余。中国领导下的民主改革，才最终在中国大陆彻底废除了土司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鄂尔泰改土归流是一场由清朝中央政府发动，以强力手段推进的边疆政治一体化改革。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但其过程充满暴力与阵痛。客观评价这一历史事件，需要认识到其在加强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发展方面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须正视其过程中的民族压迫与历史局限性。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