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外交争主权

曾纪泽外交争主权

在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的屈辱时代，中国外交常以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而蒙羞。然而，其间亦不乏杰出外交家以智慧、胆识与坚韧，于谈判桌上力挽狂澜，为国家争回利权。其中，曾纪泽无疑是耀眼的一位。他于1880年至1881年间，主导的对俄谈判，成功改订《伊犁条约》，从虎口中夺回部分领土与主权，被誉为“晚清外交史上的一次罕见胜利”，其事迹至今仍为史家所推崇。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乃曾国藩长子。他并非传统科举正途出身，却凭借过人毅力，通晓英文，钻研西方律法、历史与国际政治，成为晚清首批具备现代外交视野的官员。1878年，他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迈入外交核心圈。此刻，西北边疆正笼罩于危机之中。1871年，俄国趁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以“代守”为名出兵强占伊犁地区。左宗棠率军平定阿古柏后，清政府于1879年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然而，昏聩的崇厚在俄国威逼哄骗下，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虽名义上收回伊犁城，却割让伊犁西、南大片战略要地，并许以巨额赔款及通商特权，致使伊犁成为孤城，新疆门户洞开。消息传回，举国哗然，清廷迫于舆论，将崇厚治罪，并宣布条约无效。中俄关系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正是在此危局之下，曾纪泽于1880年被委以全权大臣重任，赴俄重新谈判。此行被时人喻为“虎口索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曾纪泽深刻分析了形势，制定了“重界轻商”的核心策略：将领土主权之争置于首位，商业利益可作适当让步。在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中，他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周旋折冲。

曾纪泽的外交斗争艺术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一，据理力争，精通国际法。他深入研究条约细节，援引国际公法，指出《里瓦几亚条约》系未获批准之草约，依法无效，为中国改约争取法理基础。其二，刚柔并济，把握分寸。面对俄方以战争相恫吓，他一面展示中国备战决心（左宗棠大军在新疆策应），一面又以从容态度辨析利害，避免谈判破裂。其三，细节周旋，寸土必争。在具体划界问题上，他对地图、地名考据精详，对俄方无理要求逐条驳斥。其四，善用舆论，借力打力。他利用驻节伦敦之便，向英国等欧洲媒体透露谈判情况，利用国际舆论牵制俄国。最终，经过五十余次、历时近半年的激烈交锋，1881年2月24日，中俄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

相较于崇厚所签旧约，新约的成果堪称显著，主要挽回的利权对比如下：

此役，曾纪泽在国力孱弱、军事威慑有限的绝对劣势下，凭借出色的外交才能，实现了“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奇迹。他不仅争回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特克斯河流域，更在精神层面提振了国人士气，证明了通过外交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能性。总理衙门大臣陈宝箴评价其“握要力争，顾全大局，不负使命”。

曾纪泽的外交成就并非孤例，其理念与实践是晚清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他主张“守定宗旨，百折不回”，同时强调知彼知己，了解世界。在英法任上，他为维护国家主权还进行了多项斗争：就关税问题与英国反复交涉；就越南主权问题与法国辩驳，最早提出警惕法国侵越野心；主张保护海外华侨权益；甚至就外国在华电报线架设权等新兴事务，也力图维护利权。他的著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国际期刊发表，阐述中国改革的决心，试图扭转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偏见。

当然，时代局限亦不容忽视。曾纪泽的努力终究无法扭转清朝积贫积弱、制度腐朽的大势。《改订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付出了更多赔款，伊犁西部仍被割占，主权依然受损。但其在极端不利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其胆识、专业与爱国精神，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标志性的“挽损”型外交家。他的事迹启示后人：外交不仅需要立场坚定，更需要精湛的专业知识、缜密的策略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娴熟运用。曾纪泽于1884年回国，1890年早逝，其外交风骨与智慧，至今犹存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