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著青史

司马光，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更以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名垂千古，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与司马迁并称“两司马”的巍峨丰碑。其人生轨迹与这部史学经典紧密相连，共同铸就了一段著青史、鉴后世的传奇。

司马光自幼聪慧过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彰显其机敏。他少时即展露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惊人记忆力。步入仕途后，历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翰林学士等职，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旧党”的核心之一。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并未掩盖其在学术上的开创性光芒。因对当时历史著作“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的深切忧虑，他立志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宗治平三年，在皇帝的支持下，这一浩大工程正式启动。

《资治通鉴》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系统性文化工程。司马光自任主编，邀集了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作为助手，分工协作。他们首先广泛搜集史料，除正史外，杂史、文集、谱录、墓志等皆在采撷之列，所用史料达三百余种。编纂过程遵循严格的步骤：先作“丛目”（按时间顺序排列史料索引），再修“长编”（对丛目史料进行初步整理和考辨，宁繁勿略），最后由司马光本人“删削定稿”，锤炼文字，考订史实，并融入“臣光曰”的史论。这一严谨的“三步走”方，奠定了《资治通鉴》坚实的史料基础与高超的编纂水准。

全书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横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其内容宏富，核心在于总结历代政治得失、治国经验，尤其关注君道、臣节、治乱兴衰、民生休戚。书中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了深刻剖析。

例如，在记述“三家分晋”这一战国开端事件时，司马光开篇即以“臣光曰”长篇议论，强调“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认为周天子承认韩、赵、家大夫为诸侯，是自坏纲纪，导致了之后长期的战乱与分裂。这体现了他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强调秩序的政治历史观。又如，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他既详细描述了李世民与李建成集团斗争的残酷过程，也通过史论指出李世民虽有开创贞观之治的伟绩，但以政变夺取皇位的行为，给后世开了恶劣的先例。再如，对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问题，书中通过大量事件连续记载，清晰地揭示了其滋生、发展直至无法收拾的脉络，成为中央集权制度下深刻的政治教训。

除了政治军事主线，《资治通鉴》在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亦有宝贵记载。如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详细叙述，展现了民族融合的成功范例；对唐代两税法的实施背景与内容的记载，是研究中古社会经济史的关键材料。全书叙事生动，语言精炼，许多场景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写得波澜起伏，极具文学价值，同时又恪守史实，不采小说家言。

《资治通鉴》的编纂历时十九载，司马光为此“毕生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后，即受到高度评价。宋神宗认为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以下表格简要概括了其核心信息：

《资治通鉴》的影响深远而巨大。它创立了“通鉴”这一编年史书体裁，后世仿作、续作、注释、考辨之作层出不穷，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鉴学”。其史料价值无可替代，尤其在唐及五代部分，保存了大量今已散佚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塑造了后世的政治文化与历史观念，成为帝王将相、文人学者必读的教科书。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著有《读通鉴论》，便是依托其内容阐发自己史观与政论的典范。

然而，《资治通鉴》亦有其时代与个人思想的局限。其编纂目的在于为君主提供统治术，故视角集中于上层政治、军事斗争，对社会经济、民生百态、科技文化着墨相对较少。其史论中浓厚的儒家正统观与道德评判色彩，有时会影响到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复杂性的全面把握。但瑕不掩瑜，这些特点本身也成为研究宋代史学思想的重要对象。

综上所述，司马光以政治家、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倾注生命心血铸就《资治通鉴》。这部著作不仅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巅峰，更是一座蕴含无限智慧的思想宝库。它系统梳理了千年治乱兴衰，将历史作为审视现实、规划未来的明镜，完美体现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司马光之名，因《资治通鉴》而永恒；《资治通鉴》之光辉，亦因司马光的卓绝工作而历久弥新，持续照耀着后世探寻历史规律与文明发展道路的漫漫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