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四库全书启动

编纂四库全书启动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广征”为宗旨，在北京紫禁城乾清宫正式宣布启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此举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规模空前的文献整理项目，更标志着清朝官方对传统文化系统性整合与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举措。《四库全书》历时十三年，动用全国三千余名学者，抄写七万七千余卷，最终成书三千五百零三册，分藏于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文宗阁、文汇阁六大阁馆，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工程。

此次编纂并非单纯的文化整理，而是乾隆朝政治与文化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乾隆帝自幼受汉文化熏陶，登基后即推崇儒家经典，意图通过文化手段巩固统治合法性。他深知“治国必先治史”，遂下令设立“四库全书馆”，由纪昀（字晓岚）担任总纂官，统筹全局。该馆设在北京翰林院内，下设分校、缮写、校勘等各部，分工明确，制度严密。参与人员包括内阁大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各省提督学政、地方儒学名流乃至民间藏书家，可谓汇聚天下才俊。

《四库全书》收录范围极为广泛，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千三百余卷。其中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及注疏；史部涵盖历代正史、地理志、政书、杂史；子部收录诸子百家、兵法、医术、天文历法等；集部则集中了诗文辞赋、词曲小说。值得一提的是，编纂过程中特别注重“存其真、辨其伪”，对于被认为“悖逆圣道”的书籍予以删改或禁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官方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然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仅在初审阶段就发现“违碍”书籍逾三千种，其中大量涉及反清复明、批评时政或异端思想的作品被列为“应毁之书”。据统计，约有七千余种图书被禁毁，一万三千余部书籍被抽毁或删节。这一举动虽有助于维护朝廷权威，但也引发后世学者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例如，著名学者钱穆曾言：“四库之编，实为焚书之代名词。”

在编纂过程中，乾隆帝亲自审阅稿件，多次下旨修改内容，甚至亲自撰写序文。他强调：“凡书皆可考，不可不考；凡考皆当慎，不可不慎。”这种高度介入的态度体现了皇权对文化工程的绝对主导。同时，编纂者也面临巨大压力——因担心触怒当局，许多学者不敢直言异议，导致部分内容失真或删减。

从技术层面看，《四库全书》采用“影抄本”方式，即由各地贡生或官员将原书逐页描摹誊抄，再交由京城专业缮写员誊录。为保证质量，每卷需经三次校勘、两次润色，方能入藏。据档案记载，单是誊抄一项即耗时五年，而整套工程最终耗费白银超过一百万两。此等浩大工程背后，是国家机器的强大动员能力与财政支持。

《四库全书》完成后不久，正值战争前夕，西方列始冲击中国封闭体制。尽管《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但其“去芜存菁”的取舍标准亦被后人诟病为“文化阉割”。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评价：“四库之功，固不可没；然其所遗，尤多于所存。”这表明即便在当时，也有识者意识到其局限性。

进入21世纪，《四库全书》的价值愈发凸显。2004年，中华书局联合国家图书馆启动《四库全书》数字化工程，使这部巨著得以跨越时空界限，面向全球学者开放。目前，已有多个版本电子化出版，如“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四库全书数据库”等，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不仅是清代文化政策的产物，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行动。它既展现了中央王朝对知识资源的高度掌控力，也揭示了传统社会在面对多元思想时的保守倾向。尽管存在争议，但无可否认，《四库全书》作为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至今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