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远征大宛国

汉军远征大宛国，是汉武帝时期一次极具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军事行动，它不仅是汉帝国为获取优质战马、巩固西域控制权的关键之举，更是汉匈百年战争大背景下，中原王朝向遥远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远征的背景，根植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对抗。汉武帝即位后，改变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转而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连续打击下，匈奴势力遭受重创，但仍控制着西域诸国，从侧翼威胁汉朝。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旨在联络大月氏等国共击匈奴。张骞虽未达成军事同盟的初衷，却带回了关于西域的宝贵情报，其中便包括大宛国盛产“天马”（即汗血宝马）的消息。对于急需组建强大骑兵以对抗匈奴的汉朝而言，此等良马的吸引力是致命的。

大宛国，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度，农业发达，尤以酿酒和养马闻名。其首都为贵山城。汉武帝先是派遣使者携重金前往大宛，以求换取汗血马。然而，大宛贵族自恃远在绝域，汉军难以抵达，不仅拒绝交易，还杀害了汉使、劫掠财物。此举彻底激怒了汉武帝。为维护帝国尊严、打通西域商道并获取战略资源，武帝决定以武力惩戒大宛。

公元前104年，第一次远征开始。汉武帝任命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骑兵六千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西征。此次远征准备仓促，沿途西域小国又紧闭城门，拒绝提供补给。汉军补给困难，抵达大宛郁成城时已兵疲，攻城不下，死伤甚众。李广利判断无法攻克大宛都城，只得撤军，回到敦煌时士卒已十不存二。首次远征以惨败告终。

汉武帝闻讯大怒，下令关闭玉门关，宣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迫使李广利滞留在敦煌。然而，武帝并未放弃，他认识到此战关乎汉朝在整个西域的威信。经过约两年的周密准备，公元前102年，第二次远征启动。此次汉朝动员了空前强大的力量：

如此规模的动员，显示了汉帝国必克的决心。大军西进，沿途西域诸国无不恐惧，纷纷开城迎送，提供食宿。唯有轮台国抗拒，被汉军轻易攻破并屠城。此举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军顺利兵临大宛贵山城下，并实施围城。

围城战持续四十余日。汉军“水工”改变城下水流河道，断绝了城内水源，动摇了守军意志。同时，汉军分兵击败大宛的援军郁成王部队。在外援断绝、城内贵族恐慌的形势下，大宛贵族们合谋杀死国王毋寡，遣使持其首级向汉军求和。他们提出：愿献出所有良马，供汉军挑选；提供粮食补给；并立一位对汉朝友好的新国王。

李广利与部将商议后，认为作战的主要目标——获取良马、扬威西域——已经达成。贵山城坚池深，若强攻到底，即使攻克也必然损失惨重，且新立的亲汉国王将依赖汉朝支持，更符合长远利益。于是，汉意和议。汉军挑选了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余匹，并立原大宛贵族中亲汉的昧蔡为新国王，双方结盟后，汉军罢兵东归。

此次远征的影响极为深远。首先，在军事与政治层面，汉军威震西域。战后，沿途诸多西域国家，如乌孙、轮台（新立）、龟兹等，纷纷遣子入汉为质，或与汉朝和亲、通使。汉朝随后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设使者校尉管理，标志着汉朝开始在西域建立直接的行政与军事据点，为后来设立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在经济与文化层面，它极大地畅通了丝绸之路。来自大宛的汗血马及其他西域马种的引入，改良了中原马匹的品种，提升了汉朝骑兵的战斗力。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因道路安全得到保障而愈加频繁，葡萄、苜蓿等作物也随之更大量地传入中原。此次远征是一次汉文化向中亚的强势展示，拉开了中原王朝与中亚诸国长期互动的大幕。

然而，远征的代价亦十分高昂。两次远征，尤其是第二次，耗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矛盾，成为汉武帝后期国力损耗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战虽有“天马徕兮从西极”的赞叹，但也记录了“天下动，转相奉伐宛”的民间疾苦。李广利本人，最终也因其外戚身份卷入政治斗争，兵败投降匈奴，落得身死异族的下场。

综上所述，汉军远征大宛国绝非一次单纯的武力求马行动。它是在汉匈争霸的宏大叙事中，汉帝国为夺取战略优势、确立区域霸权而采取的果断西进。这场跨越数千里的远征，以其军事上的艰难胜利，成功重塑了西域的政治秩序，保障了东西方贸易孔道的安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本身，成为世界古代军事史和中外交流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