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太原续后汉立北汉

公元951年正月，随着郭威在开封黄袍加身，建立后周，一度统一北方中原的后汉王朝宣告覆灭。然而，这个故事并未就此终结。在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太原，一股残余势力正迅速集结，其刘崇——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弟弟，拒绝承认后周政权，并于同年同月在大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这一事件，即“刘崇太原续后汉立北汉”，不仅是五代十国晚期权力格局重组的关键一环，也拉开了此后北汉与后周、北宋长达近三十年的对峙序幕，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的历史进程。

刘崇其人与后汉皇室关系密切。他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弟，在刘知远创业及建立后汉的过程中，刘崇扮演了重要角色。刘知远即位后，任命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后汉以太原为北京），镇守河东这片龙兴之地与军事重镇。河东地区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且兵马精强，这为刘崇日后割据自立提供了坚实的军政基础。当后汉隐帝刘承祐在位时，权臣擅命，刘崇为求自保，开始大力扩充军备，积累财富，并停止向朝廷上缴赋税，河东实质上已呈半独立状态。

郭威兵变、后汉灭亡的消息传到太原，对刘崇而言不啻为双重打击：国祚已移，其子（原被刘承祐所杀）的仇怨亦指向郭威。于公于私，刘崇都与郭威势不两立。他迅速在太原即皇帝位，沿用后汉的乾祐年号（称乾祐四年），以示自己才是后汉法统的真正继承者。然而，这个新生的北汉政权自诞生之初就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其疆域狭小，仅拥有河东地区的并、汾、忻、代等十二州之地，人口稀少，财力困窘。为了生存与复仇，刘崇做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向辽国称臣，以侄皇帝事辽世宗耶律阮，寻求契丹势力的庇护与支援。由此，北汉成为了十国中唯一一个位于北方、且与辽国结盟的政权，这种“联辽抗周（宋）”的策略贯穿了北汉始终。

北汉与后周随即进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刘崇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场军事行动是高平之战。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世宗柴荣新立，刘崇认为有机可乘，联合辽军大举南下。战役初期北汉军小胜，但柴荣亲冒矢石，率军奋击，加之后周将领赵匡胤等力战，最终大破北汉与辽联军。此战惨败，使北汉元气大伤，从此转为战略守势。柴荣在位时，曾数次北伐，虽未能攻灭北汉，但极大地削弱了其国力。以下表格概括了北汉前期（刘崇时期）与后周的主要对抗事件：

公元955年，刘崇去世，庙号世祖。其子刘承钧（后改名刘钧）继位，继续奉行臣事辽国、抗御中原的政策。北汉在刘承钧及其后继者刘继恩、刘继元时期，虽国势日衰，但在辽国的支持下，凭借太原城的坚固防御，顽强地抵御了后周世宗柴荣和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多次猛烈进攻。尤其是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的两次大规模围城，北汉在辽军援救下得以幸存。

北汉的统治具有鲜明的五代末期藩镇割据特征和地缘政治色彩。其政治制度沿袭后汉，但规模缩小；经济上因战事频繁、国土狭小，异常艰难，常对百姓课以重税；军事上则严重依赖辽国，每次重大危机均求援于辽，同时也收容中原政权的叛乱将领与士卒，作为兵源补充。这种生存模式使其成为中原王朝统一道路上最后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历史的车轮终不可挡。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在稳定内部、完成前期准备后，御驾亲征，发动了决定性的太原之战。此战宋军不仅击败了辽国援军，更重重围困太原城。在孤立无援、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末帝刘继元被迫出降，北汉灭亡。立国二十八年的北汉，其覆灭标志着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彻底终结。

回顾刘崇太原续后汉立北汉这一历史事件，其价值不仅在于一个地方政权的兴亡史。它深刻揭示了五代十国末期地缘政治的矛盾交织：中原王朝的统一努力与地方割据势力的顽固抵抗、汉地政权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复杂互动。北汉的存续，延缓了北宋统一的步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初对辽政策的形成，乃至为后来的“澶渊之盟”埋下了伏笔。太原，这座北方雄镇，也因此战役的惨烈而在宋太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最终导致了其城防被下令摧毁。刘崇以一隅之地延续汉祚的挣扎，最终湮没于统一的历史洪流之中，但其过程却为那段纷乱复杂的历史时代，写下了一个充满抵抗、依附与悲剧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