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翼王远征渡大渡

在中国近代史波澜壮阔的画卷中，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而其中，翼王石达开作为一位极具军事才能和政治理想的，其人生最后的远征与大渡河畔的悲歌，尤为令人扼腕叹息。本文旨在梳理石达开翼王远征渡大渡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并扩展相关史实，力求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石达开，广西贵县人，早年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受封为翼王，五千岁。他文武兼备，善于治军，在太平天国前期西征、湖口大破湘军水师、三克武昌等战役中屡建奇功，被誉为“石敢当”，是太平天国政权的重要支柱。然而，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对异姓王猜深，石达开虽被推举为“提理政务”，却处处受到掣肘。为避免再次爆发内部血腥冲突，石达开于1857年率精锐部队出走天京，开始了其独立转战南中国的远征历程。

从1857年至1863年，石达开部队辗转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试图在西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其战略意图是夺取天府之国四川，凭借其险要地势和丰饶物产，与清廷形成长期对峙。然而，长途流动作战消耗巨大，部队补给困难，且清廷调集重兵（主要是湘军和地方团练）围追堵截，石达开的军事行动愈发艰难。

1863年初，石达开决定由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进入四川。四月，他亲率主力四万余人，经昭通米粮坝（今云南巧家）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今凉山州）境内。其计划是穿越彝区，抢渡大渡河，直取成都平原。然而，这一决定最终将其引入了绝境。以下表格概括了远征后期关键节点：

导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天气与水文是关键的自然因素。部队抵达时恰逢初夏雨季，大渡河水量激增，水流湍急，非平时可比，极大地增加了渡河难度。其次，清军的战略部署极为迅速有效。四川总督骆秉章提前判断石达开意图，调派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等部加强北岸防御，并重金买通当地彝族土司，利用其熟悉地形和骁勇善战的特点，从侧后袭扰、截断粮道，使太平军陷入四面楚歌。再者，石达开决策的时机与犹豫也备受后世史家讨论。抵达紫打地后未立即全力抢渡，或因等待后续部队，或因祭旗耽误，错过了河水尚未暴涨的短暂窗口期。

关于石达开之死，其舍命全军的悲壮举动一直为后人感慨。在粮尽援绝、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石达开为给部下争取一线生机，致书清军统帅，表示“舍命以安三军”。尽管清军最终背信弃义，屠杀了大部分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但石达开这种承担责任、牺牲自我的精神，为其悲剧结局增添了一层复杂的英雄色彩。他的与就义，标志着太平天国最后一支大规模独立机动兵团的覆灭，也彻底粉碎了其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

扩展来看，石达开的远征与大渡河之败，深刻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战略困境与内部凝聚力瓦解的问题。离开天京主基地后，石达开部队实质上成为一支孤军，缺乏稳固的后方和持续补给，其“就食四方”的流寇式作战难以为继。同时，清廷经过多年战争，已培养出如湘军等能战之师，并在协调地方势力（如土司）方面更为娴熟，形成了对流动起义武装的严密围剿网络。此外，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也是石达开未能妥善处理的问题，未能有效争取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支持，反被清廷利用，成为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至今，在四川石棉县安顺场，仍留存着诸多与这段历史相关的遗迹与传说。大渡河的滔滔江水，仿佛仍在诉说着翼王石达开那场雄心勃勃却又功败垂成的最后远征。他的军事才能、悲剧命运以及在绝境中表现出的气节，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争议又引人深思的复杂人物，而大渡河畔的悲歌，也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个沉重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