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冀跋扈乱汉廷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外戚专权始终是王朝政治的一大痼疾，而东汉中后期的梁冀专权，则将这一现象推向了极端。他权倾朝野二十余年，其跋扈之甚，史所罕见，不仅深刻改变了东汉的政治走向，更直接加速了帝国的衰亡进程。本文旨在依据史实，梳理梁冀乱政的轨迹，剖析其背后的制度根源与社会影响。

梁冀的崛起，根植于东汉“母后临朝，外戚辅政”的政治传统。其家族两代与皇室联姻：其姑母为汉顺帝皇后（顺烈皇后），其妹为汉顺帝皇后（后为桓帝皇后）。凭借这双重外戚身份，梁冀自黄门侍郎起，历任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校尉、执金吾等高官，最终在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继其父梁商为大将军，正式开启了其专权时代。

梁冀的跋扈首先体现在对皇帝的生杀废立之上。汉顺帝去世后，其子汉冲帝刘炳继位，年仅两岁，梁太后临朝，梁冀实际上总揽朝政。冲帝在位不到一年便夭折。在议立新君时，太尉李固等人主张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但梁冀为便于操控，强行拥立年仅八岁的乐安王之子刘缵，是为汉质帝。质帝虽年幼，却聪慧早熟，因不满梁冀的专横，曾在朝会时目指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此语竟招来杀身之祸，梁冀随即命人将掺入煮饼中，鸩杀了这位少年天子。此后，他又否决群臣再度拥立刘蒜的提议，转而扶立准备与其妹联姻的蠡吾侯刘志，即汉桓帝。短短数年，三立皇帝，生杀予夺，皇权尊严荡然无存。

在掌控最高权力后，梁冀及其家族的生活穷奢极欲，贪腐横行，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大肆搜刮财富，强占土地，兴建堪比皇宫的豪华宅第。其妻孙寿同样奢侈，与梁冀竞相夸富。更为恶劣的是，梁冀利用职权公然索贿，进行权钱交易。各地进贡的珍奇异宝，必先送至大将军府，次品才流入皇宫。他甚至通过“赎罪银”等方式，明码标价售卖官爵，导致吏治彻底败坏。

为了巩固权位，梁冀在朝中大肆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如前文提及的太尉李固，因屡次主张立贤，触犯梁冀利益，最终被诬陷下狱，惨死狱中。其门生故旧遭禁锢，即禁止出任官职。梁冀的爪牙遍布朝廷内外，监察系统形同虚设，朝野上下噤若寒蝉，形成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恐怖政治氛围。

梁冀的倒台，源于其权力对皇权的侵蚀已到极限。汉桓帝成年后，不甘心永远做傀儡皇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去世，梁冀失去了宫中最重要的内应。桓帝抓住时机，与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密谋，发动宫廷政变。他们派兵突然包围大将军府，收缴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与孙寿自知末日来临，当日双双自杀。随后，梁氏、孙氏家族无论长幼，被尽数诛杀，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等牵连被处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其家产被抄没，变卖所得竟达三十余亿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一半，其贪敛之巨，令人瞠目。

梁冀专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它彻底破坏了东汉的政治生态，使外戚专权达到巅峰，随后引发的宦官诛梁事件，又开启了宦官专权的黑暗时代，形成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其次，巨大的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垄断，底层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为后来的黄巾起义埋下了伏笔。最后，朝纲失序，正统的士大夫官僚集团（清流）遭受沉重打击，价值观念崩坏，东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严重流失。

回顾梁冀跋扈乱汉廷的历史，它并非简单的个人道德败坏的个案，而是东汉特定政治结构——皇权、外戚、宦官、士大夫官僚集团复杂博弈的必然产物。高度集中的皇权在皇帝幼弱时产生真空，为外戚就近填补提供了机会；而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力量，使得一旦出现如梁冀般的野心家，专权与腐败便会无限膨胀，直至与皇权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以血腥的清算告终。梁冀的覆灭并未带来政治的清明，反而将东汉推入了更深的泥潭，其教训值得后世深深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