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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时期推行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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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时期推行殿试

在中国漫长的科举制度发展史上,殿试作为最高一级的考试形式,其制度化与常态化通常归功于北宋时期。然而,追溯其源头,武则天在建立武周王朝(690年-705年)期间所推行的殿试,无疑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关键节点。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选拔人才,更深层次地,它是武则天巩固其非传统皇位合法性、削弱关陇贵族势力、并构建新的政治支持基础的重要政治策略。

殿试,顾名思义,是指由皇帝亲自主持、在宫殿内举行的最终级科举考试。在武则天之前,科举制度虽已施行,但取士的最终决定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吏部等官僚机构手中,这导致了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容易滋生朋党,也使得皇帝对人才选拔的最终环节控制力有限。武则天以女性之身登基,其权力来源面临着李唐宗室和传统士族,尤其是关陇集团的巨大挑战。因此,她迫切需要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擢拔忠于自己的“新人”。

根据《通典》、《唐会要》等史籍记载,武则天在载初元年(690年)二月,于神都洛阳的洛成殿亲自策问贡士。这一事件被普遍视为中国历史上殿试的开端。此举意义非凡,它将最终的录取与天子直接关联,使得及第者不再是某个考官的门生,而成为“天子门生”,极大地增强了新科进士对皇帝的忠诚度,同时也将选官大权牢牢收归于君主手中。

为了更系统地理解武周时期科举与殿试的发展,以下表格列举了相关的重要事件与措施:

时间(公元)事件/措施主要内容与影响
690年武则天于洛成殿策问贡士被视为殿试制度的开端,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最终考试的先例。
显庆四年(659年)起持续推行开创并大力发展制举由皇帝临时下诏开设的特科,针对特定才能进行选拔,武则天时期名目繁多,如“贤良方正科”、“超拔群类科”等,不拘一格降人才。
武周时期增加进士科的录取名额与地位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常科科目,吸引了大量寒门才俊,冲击了依靠门荫入仕的旧士族。
武周时期首创武举由兵部主持,考察马射、步射、马、负重等项目,选拔军事人才,拓宽了选官渠道。
武周时期推行糊名(密封)制度在吏部铨选考试中开始使用糊名方法,以防止考官徇私,体现了考试公平性的进步。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改革远不止于开创殿试。她大力提倡制举,这是一种不拘泥于固定时间、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旨在网罗常科无法涵盖的各类专门人才。她设立的制科科目繁多,针对性极强,使得许多有真才实学但无门第背景的士人得以脱颖而出。同时,她提升了进士科的地位与录取人数,使其逐渐超越明经科,成为士人竞相追逐的荣耀。此外,她还开创了武举,为国家选拔军事将领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考试技术层面,武则天时期开始在吏部选官考试中推行糊名制度,即密封考生姓名,以减少舞弊,确保相对公平。

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武则天一套组合拳,其核心目的在于打破门阀垄断。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廷官位多为少数世家大族所把持,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武则天本人出身并非顶级的关陇贵族核心圈,其掌权受到该集团的掣肘。通过科举与殿试,她成功地提拔了一大批来自中下层或非关陇地区的士人,如后来在开元盛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姚崇宋璟等,都是在武则天时期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这批“新贵”感恩于皇帝的知遇之恩,构成了支持武周政权的新兴官僚基础,有力地冲击了旧有的门阀政治结构。

然而,我们也需客观看待武周殿试的历史地位。武则天时期的殿试尚未像后世宋代那样,成为科举体系中一个固定、必须的层级和仪式。它更多地带有临时性和武则天个人集权的色彩。在其退位、唐朝复辟后,殿试并未立即成为定制,中间有所间断,直到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再次于讲武殿策试进士并定型,殿试才最终制度化。但无可否认,武则天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蓝本,证明了皇帝亲自主持最终考试在政治上的巨大收益。

综上所述,武周时期推行的殿试,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与制度创新。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武则天为巩固统治、推行政治改革而实施的系统性人才选拔变革的一部分。这一举措极大地加强了皇权,削弱了传统门阀势力,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影响深远,贯穿了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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