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易枢政局变动

甲申易枢政局变动，又称甲申易枢、甲申政潮，是清朝光绪十年（农历甲申年，公元1884年）发生的一次重大高层政治权力重组。此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全体大臣被慈禧太后罢黜，代之以礼亲王世铎及醇亲王奕譞为核心的、更为听命于慈禧的新班子。这一变动不仅是晚清政局的一次剧烈震荡，更标志着慈禧太后个人权威的绝对确立，深刻影响了此后清廷的内政外交走向，尤其是中法战争的进程。

甲申易枢的历史背景

甲申易枢的发生并非偶然，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政治斗争、派系倾轧以及深刻的国家危机。首先，恭亲王奕訢势力的膨胀是重要诱因。自1861年“辛酉政变”中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联合铲除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后，奕訢以议政王身份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导了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即“同光中兴”）。在此期间，他声望日隆，身边聚集了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一批枢臣，形成了强大的政治集团。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权力欲望极强的慈禧太后的猜忌和不安，她担心奕訢功高震主，威胁其最高统治地位。

其次，清流派与洋务派的党争为慈禧提供了操作空间。清流派以李鸿藻为首，多为翰林御史，主张严守儒家道统，对外强硬；洋务派则以奕訢、李鸿章为核心，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自强。两派在朝中互相攻讦。清流派经常抨击奕訢主持的洋务事业及对外妥协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奕訢的政治基础，也为慈禧打击奕訢提供了舆论弹药。

第三，直接是中法战争（1883-1885）的失利。战争初期，清军在越南战场接连败退，1884年4、5月间，法军进攻并取得北宁、太原等重镇，清军前线指挥、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等严重失职。消息传至北京，朝野震动。慈禧太后正好借此机会，将战事失利的责任归咎于主持军机处和外交的奕訢等人“委靡因循”，决策不力。

甲申易枢的过程与关键人物

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1884年4月3日），慈禧太后避开慈安太后（已于1881年去世，此时慈禧已大权独揽），单独召见醇亲王奕譞，密谋罢黜奕訢。三月初九日至十三日，她连续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并授意其心腹、日讲起居注官盛昱上奏。盛昱本意是弹劾与战事直接相关的军机大臣，希望他们振作，但慈禧却利用此折，扩大打击面。

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慈禧发布懿旨，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全班人马罢黜：

同时，慈禧迅速组建了新的领导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新军机处虽以世铎为首，但重大事务均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奕譞虽不入直军机，却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总理衙门则由庆郡王奕劻主持。这一人事安排，彻底将奕訢及其势力边缘化，确保了慈禧的意志能够畅通无阻。

甲申易枢的影响与后续

甲申易枢对晚清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慈禧太后个人的最终确立。通过此次政潮，慈禧清除了最具威望和能力的潜在制衡者奕訢，从此清廷内部再无任何力量能够挑战其权威。中央决策机制更加依赖于慈禧的个人意志，皇权（实际上是后权）高度集中，政治的专制性与随意性增强。

第二，对洋务运动的沉重打击。奕訢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核心支持者和保护者。他的去职使得洋务派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奥援。新任的奕譞、世铎等人，无论能力还是见识均远逊于奕訢，且奕譞思想更为保守，对洋务事业态度消极。这导致洋务运动在中央层面的推动力大为减弱，虽由李鸿章等地方督勉力维持，但整体上进入了低潮期。

第三，直接影响中法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新上台的执政者为了显示与前任的“委靡”不同，一度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但这并未改变清军在战场上的劣势。不久，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最终，清廷还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虽未割地赔款，但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丧失了西南藩属。新中枢的外交决策并未展现出更高明的策略。

第四，开启了后党专权的时代。奕譞因其子光绪帝的缘故，对慈禧极度恭顺，唯恐招致猜疑。这使得慈禧的权位更加稳固，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后党”集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时期，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最终激化，导致了戊戌政变，清朝彻底丧失了通过自我改革实现转型的最后机会。

综上所述，甲申易枢并非一次简单的正常人事更迭，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清洗。它标志着晚清政治从“亲王辅政”模式转向了“太后”模式，极大地改变了权力结构，加速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进程。奕訢的淡出，使清廷中枢失去了一个相对开明、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其后的执政者大多庸碌保守，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内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