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遭贬 （1079年）

苏轼乌台诗案遭贬 （1079年）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中国文学史与政治史上发生了一起影响深远的事件——乌台诗案。这是北宋新旧党争激化下的典型，其主角是旷世文豪苏轼。此案不仅彻底改变了苏轼个人的命运，将其推向长期贬谪的生涯，也深刻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党争漩涡中的处境以及皇权对思想的控制。

乌台诗案的背景与起因

乌台，即御史台的别称，因汉代御史府内柏树常有乌鸦栖息而得名，后世便以“乌台”指代监察机构。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富国；而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为代表的旧党则对变法多有批评，认为其过于激进，扰民伤财。苏轼虽非旧党核心，但其诗文常讽喻时政，流露出对变法实践中一些弊端的忧虑。

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按照惯例，他上奏了《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一篇例行公事的谢恩奏章，但苏轼在文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中“新进”与“生事”等词，被新党官员解读为讥讽皇帝任用新人、标榜变法生事。这份奏表成为了乌台诗案的。

案件的发酵与审讯过程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抓住这个机会，纷纷上章弹劾苏轼。他们搜集了苏轼大量诗文，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指其“衔怨怀怒，恣行丑诋”“包藏祸心”。舒亶在奏札中特别指出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等诗作，认为这些作品诽谤新法，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斥为讽刺青苗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则被解读为讥讽水利法难成。下表列举了被指控的部分诗作及其被罗织的罪名：

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被捕，押往汴京，囚于御史台狱。在狱中，他遭受了长时间的审讯和逼供。面对诘问，苏轼对大部分指控予以承认，坦言诗文中有批评时政之意。期间，他曾与儿子苏约暗中约定，送饭只送菜与肉，若有不测则送鱼。一日苏约因故以鱼食送之，苏轼大惊，以为将死，遂写下绝命诗两首，其中“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句，悲凉彻骨。

多方营救与最终判决

苏轼下狱，朝野震动。其弟苏辙上书恳请纳还自身官职为兄赎罪。更为关键的是，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劝谏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太皇太后曹氏亦在病中为苏轼求情。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宋神宗最终决定对苏轼从宽处理。

同年十二月，案件审结，苏轼被定罪为“讥讽政事”，判处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一个毫无实权的闲散官职，形同软禁。与此案相关的数十人，包括王诜、苏辙、司马光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下表概括了主要涉案人员的处置情况：

黄州贬谪与文学巅峰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分水岭。元丰三年（1080年）初，他抵达黄州（今湖北黄冈），开始了近四年的贬谪生活。巨大的政治打击起初令他深感苦闷，这在其《寒食雨二首》等早期黄州诗作中有所体现。然而，在黄州的山水与民间生活中，苏轼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他自号“东坡居士”，躬耕于东坡，与农夫渔父为友，其人生观融入了更多的佛道超脱与旷达。

正是在黄州，苏轼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不朽名篇。这些作品将历史的苍茫、人生的哲思与自然的壮美融为一体，展现了其在逆境中升华的精神境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等句，至今仍震撼人心。

历史影响与评价

乌台诗案作为北宋一起重大的，其影响远超案件本身。首先，它标志着北宋党争的残酷化，开启了以文字罪人的恶劣先例，加剧了士大夫群体的分裂与恐惧。其次，此案深刻塑造了苏轼的后半生，使其仕途坎坷，屡遭贬谪，直至远谪海南儋州。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身行万里半天下”的磨难，玉成了苏轼更为深邃的思想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乌台诗案是皇权专制下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独立思想和文学表达所面临的危险。然而，苏轼以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坚韧，不仅超越了个人苦难，更为中国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的经历成为后世文人面对逆境时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乌台诗案本身，也作为一段沉痛的历史记忆，不断警示着后人关于言论、政治与人性尊严的永恒命题。